2018 年流感季，《瘟疫公司》是我能找到的最为应景的消遣。

夜半醒来，老旧的空调咯哒咯哒得响，口有点干，头有点晕，点开那个以生物危害标志作为图标的游戏，在地球的某个点上投放一个病原体，细菌、病毒或是其他什么，选择它们的传播特性，空气、水、血液，或是动物，让它们进化，直至感染并杀死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类。

这是一个曾被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盛赞过「激起了公众对（传染性疾病类）健康问题的关心」的游戏产品。新游戏开场，系统提示跳出：「想像一下，如果发生在真实的人类世界中，这会是怎样的场景。」

确认过那句提示，我选了一种病毒，与细菌、寄生虫等病原体比起来，病毒的特性为：「快速突变，极其难以控制。」我选择了传播方式：空气、动物（禽类、家畜），症状：肺炎，「非常容易感染寒冷地区的人。」

伴着心跳的鼓点，以及病毒偶尔的咳咳声，病毒开始繁殖，以发源地为起点，它们乘坐着禽鸟或是轨迹被描成红线的轮船、飞机飞往世界各地，落下一个个小红点，红点日渐膨胀，那意味着被感染的人数增加……这个游戏的最终目标是，摧毁人类社会，杀死最后一个人类。

流感病毒实在很难让人对它肃然起敬，与某些带着神秘气质的靠着血液和性，甚至于更神秘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播的病毒比起来，打个喷嚏就能传播，「躺两天」、「多喝点水」就好了的的流感病毒显得过于直白，缺乏耐心，像个青春期的中二少年。

然而，作为一个以上呼吸道感染为表现的病毒，不管从死状而言还是从死亡数目而言，流感从来不会在另一些老谋深算的同行面前逊色：

这种病毒在百年前曾经有过一口气杀死五千万人的纪录：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一场神秘的大流感杀死的人数据估算有 5000 万到一个亿，几乎是战时死亡人数的三倍。

偶发报告的禽流感 H5N1 的死亡率有 53%， H7N9 死亡率为 38%，1918 年大流感的死亡率据估计为 2%-5%，同为上呼吸道感染的 SARS 的死亡率在中国大约为 7%，而根据 2010 年的数据，使用鸡尾酒疗法之后，艾滋病毒所导致的直接死亡率大约在 1%左右。

1957 年源于中国南部的亚洲流感和 1968 年在中国香港首见的香港流感分别杀死了 100 万人和 75 万人。

截至 2016 年 9 月，中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65.4 万例，累计死亡 20.1 万例，而 20 万，不过是专家们预估的正常年份中，中国因流感造成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按照流行病学家们描述自己害怕流感病毒的主要原因：它们宿主众多，种类繁多，作为 RNA 病毒，突变极其迅速；打个喷嚏就可以传播，与需要通过血液和体液接触才能传播的有耐心的病毒相比，流感病毒传播起来相当快捷；又加上这种病毒对宿主的作用非常复杂，我们尚没有通用疫苗，也并没有完善的可以广泛用来阻止死亡的治疗方式。

回溯有记载的历史，凶险的流感病毒如同森林里的虫灾，隔那么十几或者几十年就会出现一次恶性爆发。它会杀死我们中的一部分人，然后销声匿迹，有人说它们是已经被人类的免疫系统驯服了，也有人说，它们也许潜藏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积蓄力量，等候着下一次适宜的温度与环境。

当然，病毒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杀死人类，而是尽可能地传染更多的宿主，延续种族基因。

在《瘟疫与人类》中，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写道：「杀死自己宿主的致病有机体不久便会为自身的生存带来危机……病毒发现新宿主必须足够频繁，足够迅速，才能代代相传，延续命脉。」

因此，在病毒与宿主构成的生态系统中，致死率与传染性是阴阳两面。

一种成功的病毒会在毒性与传染性之间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关于这个平衡点，在病毒学界，人们喜欢举出一位寄生虫学专家在 80 年代的模拟结论，「传播速率一定，治愈率一定，与传染病不相关的死亡率一定，那么……中等毒性的病毒该占主导地位。」

在 21 世纪初出现的新流感病毒中，致死率高的传染性不强，传染性强的致死率不高——病毒要足够新，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剧烈反应，从而引发高致死率，而过于新的病毒，往往在人际传播的技能方面尚不熟练。

但也有例外。

近百多年来，火车、汽车、飞机等等交通运输的发展，提升了病毒的传播速率，增加了大瘟疫的可能性与强度，而医学的进步和公共防疫体系的对传染病的严防死守，则作为对前者的一个修正。

这也是 1918 年出现那场令人不寒而栗的大流感的成因。1918 年，人口数目几乎达到数千年来的顶峰，提升人类移动速度的各种交通工具在欧洲大陆上开始普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人口稠密的战壕中，流感病毒的传播速率较之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而公共防疫体系尚未建立，恰在此时，例外出现了，一种高毒性和高传染性并存的病毒出现并迅速打破了旧的平衡……

只要你有玩《瘟疫公司》的经验，你就会明白潜藏在这事儿背后的可怕之处。每一个《瘟疫公司》的游戏高手都知道：「前期不要去升症状，一旦出现症状就容易被人发现，被发现就会开始研究解药，一旦解药完成就输了。所以正确的方法是保留一定的（病毒进化所需的）DNA点数，在全世界感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迅速爆发。」

1968 年的那次流感，流行时间 342 天，影响了包括香港、曼谷、华盛顿、上海、德黑兰、罗马等等在内的共 52 座城市，在每一个城市，流感病例会在第一个通报病例出现数周后达到高峰，然后逐渐趋缓。

目前人类的交通工具带来的病毒传播速度比 1968 年已经快了两倍，而对新型致命流感的治疗方法上，提升却极其有限，致命的新病毒面前，我们至今没有通用疫苗，也没有确定会有效的避免死亡的方法。

疫苗几乎是让扑灭大流感这事儿不再只能靠上帝的唯一武器。根据 2012 年《自然》杂志的社评「疫苗研发是应对流感爆发的最大挑战」所述，对于一种全新的流感病毒，人类当时的技术只能在流感爆发 6 个月后生产出疫苗。

疫苗投入使用之前，公共卫生官员若能在疫区投用大量抗病毒药物，并为处于最高危险的数十万人进行治疗，疫情的火花也许可以被扑灭。但这种策略成功的前提是：疫情必须在爆发的数周内就被发现，且病毒一开始的传播速度不能太快。而在亚洲，很多地区缺乏这场防堵战所需的基本药物与技能。

一旦首战失利，几个星期内，这场新的大流行就会侵袭全球主要城市，感染那些握有护照和机票的人，并在数个小时之内，到达世界各地。曾经，美国国家过敏与感染疾病研究院院长安东尼•费奇表示：我们得想办法在大流感的第一个征兆出现时，马上说，「快，开始制造几百上千万份的疫苗吧」。

对病毒学家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是与否，而是，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形式。另一个得到大家共识的说法是，下一场大瘟疫会来自某种动物病毒。

上世纪 80 年代，小儿麻痹症、伤寒、霍乱，甚至是麻疹基本上都被打败了；造成更多人死亡的天花消失了。有乐观的想法认为，「是时候关上传染病这本大书了。」

然而，自那之后，至少有 50 种新的病毒从动物传到了人身上。面对这些自动物界的新病毒，人类自身的免疫系统几乎毫不设防，于是便造成了极高的死亡率，艾滋病毒如此，埃博拉病毒如此，流感病毒同样如此。1918 年的流感病毒被分析证明曾经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动物病毒，而 1957 和 1968 年的流感病毒被分析证明是源于动物流感病毒与人类流感病毒的杂交。

进入新世纪，一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年轻人那赞•沃尔夫（Nathan Wolfe）坚信，小心检测那些来自动物的新病毒是我们能够在新的流感大流行中幸存的唯一办法。利用大数据，利用来自农贸市场、医院、丛林以及从猎人手中买来的血样，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团队在全球范围内监测那些即将从动物来到人类身上的蠢蠢欲动的新病毒。他们把自己叫做「全球病毒预测行动组织」（GVFI），希望能在新病毒开始作乱前将其捕获。

另一部分人，如美国和荷兰的研究人员希望透过人工培育新病毒株的方式让问题的答案提前揭晓。在高度管控的实验室内，他们刻意将来自禽类的流感病毒与人类流感病的的基因混合配对，然后检测那些新型病毒，看看是否有新病毒可以同时继承了禽流感病毒的毒性和人流感病毒的传染力……

他们想要做的是在实验室里合成一种能够造成大流行的流感病毒株，然后对这种毒株进行研究，了解它们的特征和弱点，再拿这些知识用来预防那场命中注定、在劫难逃的大流感。这件事情的高危险性，令它极富争议，但拥护者仍然坚持，这是唯一能让我们为下一次流感大流行做好准备的真正有效的方法。

这场针对新病毒的预测如同对地震的预测，韦伯斯特说：「预测下一次流感大流行的性质和时间是毫无希望的。」然而，为了迅速反应，尽可能减小损失，我们又必须这么做。

在最近几年的预测中，一个成功的传说来自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院长唐纳德•S•伯克。

1997 年，在一篇报告中，他暗示某些种类的病毒有可能导致新的大流行——「有能力证明在非人类的动物种群中造成重大疫病的」以及有「内在进化」能力的——还特别指出冠状病毒「应该被认为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因为）这些都是病毒具有高进化性并以证明有能力引发动物种群的流行病。」

2003 年 SARS（一种冠状病毒）过后，有人与伯克提起这件事，他说，「预测」这词用在他做的事情上显然太夸张了，「我只是侥幸猜中了」。

毕竟在目前的科学水平上，我们不知道，潘多拉魔盒什么时候会被打开，里面会飞出什么。

在流感这件事情上，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总有一天，又会有一波新的流感大流行爆发，而它也终会被人类的免疫系统所驯化，但我们所不能确定的是，在这个驯化的过程中，人类需要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毕竟，最惨痛的那一次，是 5000 万－ 1 亿 条人命。